当前位置:首页 > 前沿科技 > 教育教学 > 这所山沟沟里的县中不“塌陷”

这所山沟沟里的县中不“塌陷”

文章来自:水灵秀气
字体:
发布时间:2022-03-31 12:01:29
阅读:7

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。

在此之前,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的人,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“传说”:

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举例,会宁有老师在黑板两侧挂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,告诉学生,你考上大学了穿皮鞋当城里人,考不上就穿草鞋回农村。

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:“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,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、没饭吃,一个个下苦学,都考到北京去了,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。”

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,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,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,让我一度觉得,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。

能读书、能吃苦以及穷,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会宁一中,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。在县级中学普遍“塌陷”时,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“卓越高中建设方案”。学校也曾收到北大、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,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。

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,他说,可以在学校随便看。

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,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,她有点遗憾地说,她没考上一中,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.5分,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。

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,说一中很好,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,后来考上了大学,留在兰州当了干部。接着又说他是回族,一中在2018年、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,“创造了历史”“攒劲的很!”司机后来又自嘲,“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,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。”

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,但也有些许不同——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,写着“仁义礼智信”。再往里看,有两座雕塑,一个是抽象派的,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,下面写着“人文日新”;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,孔子像。

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“人文日新”的匾额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:“人文”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。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,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,都照耀着它,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;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: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,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。

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,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,有艺术特长、体育技能,到了大学里,仍然是一个佼佼者,到了社会中,还是一个活跃的、优秀的人。

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,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“想”的层面。

“落后是全面的。”我读研究生时,一位教授感叹东西部差距时用过这样的句子。

在这个被群山环绕、素有“秦陇锁匙”之称的会宁县,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: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。

步入县里专门修的会宁教育展馆,迎面就是1位老师带着4名学生的雕塑,背后是一件意为“硕果累累”的浮雕。这里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育发展的大事。

有图片资料显示:出嫁的女孩在裙摆上绣上状元出行图,寓意孩子以后考状元;不识字的老奶奶看见散在地上的字纸也会捡起来塞进墙缝里,因为“有字的纸不能被人踩”。上世纪50年代,时任会宁县长的冯琯或步行,或骑驴,顶风冒雨奔波,整顿学校、修缮房屋、安排校长,甚至在每一位教师的任命书上亲自签字。还有供出3个大学生的单亲妈妈;背着干粮蹚水上学的兄弟俩;放驴时,挤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……

这是穷山沟,2020年第一季度,会宁县人均GDP仅0.28万元,在白银市垫底。但再穷不能穷教育,2017年起,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,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。

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:自恢复高考以来,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,其中,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、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,考入清华、北大149人。

因为教育,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。一位会宁人回忆,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,他们“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”。

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。他记得很清楚,那年,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,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,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他拿到通知书后,“走在路上,社员议论”“亲戚挨个上门”“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”。

有人开玩笑叫他“国家干部”,更实在的是,在大学校园里,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,还有6元的奖学金、4元的医疗费。“当时,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。”王国良说。

在大学,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,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。而以前,除非夏天热狠了,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,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。

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,成为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。王国良说,他打头上了大学后,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,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。

“通过读书有所作为,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。”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。她家里有9口人,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。

前些年,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高中,荒着农田不管,父亲外出打工,母亲去县城陪读,出现了“因教致贫”现象。

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来,没有听过皮鞋和草鞋的故事。一次,去周边学校参观,他看到教室里贴着“要想生富贵,需下死功夫”的宣传语,还觉得有点夸张。

会宁一中的教室里,也有学生贴的标语:“每天六问”——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,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,是否竭尽全力,是否有所收获,问老师问题了吗,高考目标是什么?

校园里,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、晚读。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: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。“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就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,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,好好学习,争取超过他。”

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,学生累了,去那儿站一会儿、坐一会儿。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,除了让学生解乏,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,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。

这两年学校注重学生自学,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,“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,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”。

在午休结束后,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,给其他同学讲“每日一题”。“给别人完整地讲下来,自己的提升更大。”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,这是自发的,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,谁就上去讲,有时候会有争议,同学们就一起讨论,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、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。

走在县城,看不到一家学科辅导机构。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笃定地告诉我,哪怕在“双减”前,会宁县都没有一所学科类的辅导机构。这样的机构在会宁县活不下去,在学校学就够了。

张贵荣告诉我,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甘肃每一个县都留招生老师的电话,唯独会宁县没有。家长觉得,去省城读高中,赶不上在家乡读书。

“苦”学带来的不止一面——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。

如今也是一名高中教师的校友王乐天就曾在日记里给自己戴上“镣铐”——“想想我贫穷可怜的父母,想想我因贫辍学的弟弟,我没有理由挥霍光阴。从今天起,我要坚定信念,努力学习,疯狂阅读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!请老天爷监督!”

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,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,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。这些“厚望”,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在发现自己的短板是“文综”后,高考前的那个寒假,他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。每天五更,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,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,每天一套,整整35天。他的双肘磨出老茧,至今还有痕迹。

做题的成效凸显出来,高三第二学期,王乐天的文综成绩从152分提升到了182分、202分、222分。为此,他还把“2”当成了自己命中的吉数。

2002年高考,作为高考改革后“3+综合”模式的第一次考试,王乐天吃了败仗,他的文综仅仅考了150多分。他倒在床上,3天没有吃饭。

另一位85后的会宁学子有着类似的感受,他直言,读书不光为自己学,还为父母学,考不好就无颜见江东父老。“对教育太执着了,容易把高考当成唯一一条路,时间长了,一点挫折都会成为压死人的稻草。”

这个担子长时间压在了他的心里,即便后来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,但在“梦想实现的中途”,总觉得“欠别人太多,有放不下的人”。他又回到了会宁。

毕业后考入军校的张金峰说,特定时代条件下,“会宁教育纯粹的‘死学苦学’带给会宁学子根子里的固执和与大环境的格格不入”。

他说,自己身边大部分会宁的老乡,每次一听大家说去KTV唱歌,就害怕,“用会宁传统的观念看,学生就要一心学习,而不是去唱歌跳舞”。

他至今记得,为了他和他哥读书,初中时,父母把电视送给了亲戚,他高考结束后,才又买了电视机。

还有一位毕业生说,他读高中时,最怕父亲瞪他,“哪怕就一眼,也是一种生理、心理的双重碾轧”。

“读名校”一度成为会宁学子的“迷信”。王国良记得,自己班上有学生是全校前10,考上中国地质大学,但还想着复读,考清北。几个老师轮流动员,才把这名学生说服。到了象牙塔,这名学生总是寄来长达六七页的书信,诉说自己的苦闷。但4年后,他还是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。

进入大学后,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、知识面较窄、创新能力不足的“落后”局面。

2015年,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,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刻,她说,专业课会设模拟法庭,要模拟辩护方、公诉方,大一时,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,“我能不能光写辩护词,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”。

知乎上,有早年在会宁一中就读过的学生,匿名写下“讨厌会宁一中”的言论——“我现在不喜欢再跟以前一样满口废话叽叽喳喳,也不喜欢参加任何集体活动,并且不会跟很多人一样一说起高中就满满的幸福”。

让他产生伤痛的源头也是一件小事,一次考试,他没带手表,估错了时间,在距离交卷还有10分钟时,理综卷子里的化学科目还没有作答,班主任很愤怒,认为这是一种挑衅,撕掉了他的卷子。

以前的教育方式,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,这是当地在创造“高考神话”时隐藏掉的另一面。

我也有过这样不停刷题,同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会让父母蒙羞的时刻。后果在我考完高考、离开县城后逐渐显现——父母想让我考师范,毕业后当老师,我因为分数不够去了师范学校的新闻系,但在当时,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记者,我对未来是茫然的。包括到现在,很多时候,我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会来源于外界对我的评判——我是否符合了家庭对我的期待,社会对我的期待。

“没有太大的压力,也没有过多的动力,对自己不了解、对生活没主张、对命运无选择。间歇性踌躇满志然后又继续做着短视的选择,沉迷于眼前的安逸”,张金峰也有这样的担忧,他觉得,如果一直这样,考大学、工作、买房、结婚、在一座城市扎根,“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活,谈不上成就”。

“如果孩子只是一个读书人,不是一个社会人,那他不是人才。”张贵荣认识到问题所在。

在一所乡村中学当校长时,一位历史教师告诉他,班上有个学生能把历史书从头背到最后一个字,但是在考试的时候,历史考得相当不理想。从那时起,他就在思考,老师要怎样改变课堂,学生要怎样把书本知识灵活应用。

后来,他成为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,分管全县教育教学工作,还去了东部很多教育发达地区参观。

“东部的教学设施和手段比较先进,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和更高的平台。”张贵荣还注意到,东部的教师会设计自己专业发展的路线图,会主动进行校本教研,开展团队合作;课堂也有很多新花样,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。而彼时,会宁的教师还比较传统。

2012年调任会宁一中校长后,张贵荣决定成为“改革者”,将震撼到自己的东西带到学校——让学生学习辛苦,但不痛苦。

他想办一所有温度、宽度、高度的学校。他说,教育要有宽度,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,不能仅盯高考,“以分数论英雄”,“只抓成绩难有好的成绩”。教育也要有高度,对学生的培养标准不局限在县城,要对标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最新的要求。

这些“宽高”说起来容易,落实在教学的缝隙里很难。从开始,他就明白,如果靠行政命令去推动,改革只能短命。学校要先改变教师的“教”,再改变学生的“学”。

他记得,有一位物理教师,上课很认真,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很高,但是教学成绩上不去,后来该教师试着自己尽量少讲、让学生多做,课堂果真面貌一新。

学校将原本45分钟的一节课变成40分钟,“留给学生合作交流探讨的时间一点儿都不能压,反过来倒逼老师备课、讲课时更加精炼。”

学校给教师留时间,不能觉得某个教师不成,就不去搭建发展平台,就一棍子打死,“因为这个老师废掉了,就废掉了这一届的学生,甚至是几届、十几届学生。”

很多东部学校来这个不塌陷的县中考察。有教师发现,这个穷山沟教育很有活力,这里的教师流动性不大,也没有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,教师90%都是会宁籍,对当地教育很深情,很“主人翁”。

一位福建南平市的教师表示,“校长就应该像医生那样,为学校的每一天‘诊断’,也要帮助每一个教职工‘诊断’,使学校在这种和谐的诊断中发现‘病灶’,并在自我的反思与管理者的服务中自我痊愈。”

不止一位会宁一中中层领导告诉我,自己宁可不要领导职务,也要当班主任。

陈海龙就是其中一员。他对外校一位教师提出的“夸夸法”感兴趣。那位老师提到,他的婚礼从主持到证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学生客串的,这让他很羡慕。

“办婚礼做不到了。”陈海龙说,他把这套“海夸”用到了教学中——学习差了夸同学字好,字写得差了就夸同学完成作业态度认真。

班里一位同学因为沉迷看小说,成绩退步,他在批评即将脱口而出时选择了“刹车”,反而用一套《大秦帝国》和学生打起了赌,许诺他,高三毕业后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,就把这套书送给学生。“强人要有强大的意志,要会选择”,他觉得,这本书能告诉学生这个道理。

教导处主任温振堂现在还带语文课。学生说他“如深潭是温,似高山是振,元气满满感染他人是堂”。温振堂谦虚,觉得这是学生有才。他的桌子上,有一本摊开的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,在春天夜晚里,他也会主动提起郁达夫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。

他鼓励学生读报纸、朗诵,提出不同意见,高三总复习时,他也让学生去思考命题人的思路、相互点评同学们的观点看法。

年轻教师马英英研究生毕业于中南大学,去过斯坦福等多所大学交流,履历漂亮。

她发现,哪怕她教的宏志班有整个学校成绩最好的孩子,但大家还是有点儿怕说英语。她挨个儿鼓励,给每个人发了她设计的奖牌。

她教学生流行的课桌舞,带着学生读英文原版小说、英文报纸,探究英语学习方法,合力完成一本英语学习笔记……省里组织“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”系列展演活动,头年,没人参加,第二年,学生愿意参赛,她又兴冲冲排练了一台话剧。比赛后,她带着孩子们去庆祝,吃火锅、玩密室逃脱……

渐渐地,孩子们不再惧怕英语,他们看用英语讲授的物理课视频、讨论时下的新闻热点,前不久,还因为两会有代表委员提出“网络游戏应该对未成年人全面禁止”,她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,大家一致认为,这个建言没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。好玩的是,课上要学萧伯纳的《卖花女》,一些男孩子争先恐后要去反串这个角色。

马英英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着作为老师的“幸福感”,学生亲近她,一会儿叫她“领头羊”,一会儿又叫她“新世纪的啄木鸟”,还戏称她是 “爱因斯坦”,但大多数时候,他们喊她“英子姐”“老英”……

一次,班上的英语没考好,班里有同学给教师写了一封古文道歉信。信的最后是,“吾辈必能以此为戒,因矢于先生:过而不改,是谓过矣。过而改之,是谓进矣。学生必进,岂无过焉。既往不咎,未来可期。”

马英英在假期里没有布置作业。这也是她的教学风格,她觉得假期就是玩,放松,开阔眼界。

开学后,孩子们都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英文笔记。

“现在,我们的学生明白了,即便没有给出选择,他们的人生也可以豪华定制。”马英英说。

“老师成长为完全的老师,孩子离成长为完全的人的目标会更近。”张贵荣说。

老师努力让四周的山峰不限制孩子们的视野。高一新生入学,要在“体育、艺术”两大类10多门校本课程中选课,同时,至少加入一个社团,培养一个“特长”。一位地理教师平时喜欢跳拉丁舞,办起了拉丁舞社团;一位政治教师,临近退休本该“躺平”,却在书法社团里挑起了大梁。

美术教师马伟斌上素描课,他编了一本校本教材。考虑到学生并非“美术生”,他对教材里的内容多次筛选,将常出现的16个石膏体简化成正方体、圆柱还有球体,“时间有限,既然要学就学最精华的部分。”马伟斌解释,这三个石膏体几乎能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体。

玩并没有耽误学生学习。体育教师任海亚至今与2015级足球队的学生保持着联系,那是他进入会宁一中后带的第一支足球队——18个学生,10人考上了研究生,还有3人读到了博士。

学校的硬件不算好,社团有些简陋,教具、器材大多来自捐赠。航模社团的指导老师李重君说,刚学航模时,他不敢飞,因为这些都是西部的部队给学校捐的,大飞机一个好几千元,怕弄坏,只能反复在网上找教程,买一些便宜的模型来组装、试飞。

电子控制技术社团的一些元器件也要从学校淘汰的旧电脑上拆。但这些仍然在学生身上播撒着科学精神的种子。

梁开彦曾是这个社团的,高二有大半个学期,每个课间都会跑去社团做收音机,一遍遍走线、一遍遍焊接,直到收音机接收到电台信号。他还在收音机背面焊上了会宁一中和自己名字的首字母。

后来上了大学,他研究汽车灯光的自动转化。如今,他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,从事智能家居研发。

穿行东西部学校的张贵荣说,会宁一中不怕与周边任何一个县的县中去比较,甚至也不怕和全国的县中比。

在这个梁峁起伏、沟壑纵横,自然环境不优越,常驻人口约50万的县城,学校连续9年考上清华、北大的人数在5人以上,二本上线率在2021年达到98%。

“教育质量不等于分数,但分数是见证教育质量的一部分。老百姓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评判教育。”张贵荣说,现在,他不担心成绩,也有好几年时间,不在校门口张贴红榜。他担心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。

临近高考,5月槐花飘香,高三学生不搞“临阵磨刀”,他们办文化节、科技节、心理节,这个时候,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调整心态,把大考当平常考。功夫到了,瓜就熟了,“学习是12年的一个结果,不是几个月就能把成绩提上去的”。

学校也敞开校门办学。上海曹杨二中的孩子来这里研学,与会宁的孩子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;贵州省麻江县第一中学学生也来学习,学他们穷则思变,坚韧朴实。

这些西部“没见过世面”的孩子也让东部的孩子吃惊,他们打破了会宁人“苦学死学”的刻板印象。张馨丹此前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3天研学活动,她全程参与全英文教学。

她们小组的讨论话题是环保,刚开始,她向马英英求救,马英英拒绝了她美化句子、纠正发音一类的请求。最终,张馨丹与其他小伙伴完成了“生物多样性”概念的阐释,拿到了不错的分数。

16岁的李宁经常和父亲一起组装航模。在动手过程中,父亲越来越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品质,他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思路,不一定要考多好的大学,而是希望儿子成长为有主见、能拼搏的人。

希望以后学习信息技术的张婷喜欢画画,她说,哪怕是和相对枯燥的技术打交道,也要在心里保留一份浪漫,“就像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创作,画完之后,这张纸就有了价值。”

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时,张贵荣发现,清华学生科协的副主席是会宁一中的学生,山沟沟的孩子不是只会刷题。

还有一些“成绩”和成绩无关。一位叫“焦焦”的校友,从2019年参加工作以来,每年资助3名毕业生每人300元的上学车费。不同于其他毕业于名校的校友,焦焦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施工员。他说,这个念头是在2014年学校举办的成人礼上产生的。

校警“伏叔”顶着大雪清扫校园的身影被发到了学生“槐花飘香”的视频号里,不少学生为他点了赞。有一条留言说:“每一年无论秋天的落叶还是冬天的大雪,一中校门前的槐树下总有伏叔挥动扫把的身影,扫把摩擦地面沙沙的声音,大概是一中除了书声外最美的声音……”

伏叔回应了满屏的温暖,他说希望孩子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,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,然后学成归来之时对我说一声:“伏叔,我回来了”。

张金峰说了语义接近的话。我们最终将此归结为一个教育快慢的问题——在要快速提成绩的那个时间段,我们想着考高分,却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,到了社会上,我们的成长是比较慢的。而现在,从一开始孩子们有自己的价值观、人生观,他到社会上去,走得是要比同龄人更快的。

采访了一圈下来,我开始有些理解会宁县中现象——放在资源、见识、制度、经济和发达地区都不是一个维度的现实下,一个普通孩子要改变命运,也许真的只有去放弃一些东西,只有这样,他们才有可能获得参与社会洗牌的一次机会。

有人评价,能从贫困中奋斗出去的他们,已经有能力有思想准备面对更大的贫富差距,然后改变。

一开始不敢发言的裴慧慧也在大学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,慢慢走向台前。本科毕业后,她在南京的一个区法院工作过一年时间,还在兰州一家律所尝试过做律师。之后,又报考了研究生。

偶尔,她会羡慕弟弟,这个00后还有70多天参加高考,他会吹萨克斯,很明确自己要考什么学校。

但裴慧慧觉得,自己的路也没有白走,“前面有一个人替你走过不少弯路之后,剩下的那个人肯定会有不少坦途”。

到了北京后,我发现北京根本没有会宁街,那不过是大人骗小孩读书的谎言,但想想那么多从会宁考到北京的学子,这条街又似乎真的存在。

王豪 来源:中国青年报